周日，突然接到一个的电话，多年未曾谋面的、我高一时的班长要邀我吃午饭。

     大高个，四方脸，嘴角总是洋溢着一丝微笑，声若洪钟，这就是我对他的形象的基本记忆。走入他说的饭店的时候，我突然有点担心，这么一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，会不会变成成了年的、麻木冷漠的闰土的模样。

    进了他说的一个有着很雅致名字的房间，坐在桌旁的他立即迎了上来，两个男人夸张似地拥抱一下，彼此审视。他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只是脸上多了些沧桑，西服笔挺的倒很合身，只是好像不大穿，不时扣了扣子又解了，然后再扣，最后干脆脱了搭在椅子后背上。我呢，在他眼里也变化不大，只是比过去丰满了许多，令他欣喜地还保持着几分书卷气。我见他的第一句话是：“班长，好样的！”他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没专门搞文字工作，可惜了！”然后就着小酒小菜，说着许多只有我们自己懂的话，一些小秘密，一些少年时青涩的记忆。

    他是我高中一年级的同窗，而且是同桌，而且是班长，而且住同一个寝室，我们除了学习，有着说不完的共同语言。他，热心公益，总是组织同学把教室寝室打扫地明窗净几、一尘不染，同学们都尊敬地叫他班长，而不直接叫他的名字。我呢，因为在本地报纸发了一篇千字散文《我的家乡有一条小河》，而被同学戏称作家了。偶尔谈起将来的路，我觉得从政才能发挥他的优势，他觉得创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，我们也是这样认为自己的。

    然而，由于他父亲得了很重很重的病，因为要花很多钱，实在供不起他上学了，他就在将要升入高二的时候辍学了。辍学前，他曾经在班主任的默许下、晚自习请假卖过几天冰糕，练过几天摊，终于无济于事。他卖冰糕并没有告诉我，我是一次上晚自习的路上听到他的叫卖声的，这个叫卖声曾经深深刺痛了我，以致我再也不敢从那个路口过了，直到他辍学很久。

    他的辍学，对我和同学来说还是很突然的。走时，在校旁的河堤上，他对我的临别赠言是：“希望我以后能在报纸上常常看到你的名字。”我对他的临别赠言是：“振作起来，三十六行，行行出状元，我相信一一定会成为哪一行的状元的！”我们都答应了对方，尽管眼泪花花的，却都笑着。

    此后的多年，相互之间便没了音讯。我自己在高中毕业两年后作法院工作，有十年没有搞一篇文学方面的创作，后来断断续续着写几篇文字，但早已没有了当作家的心。有闲的时候，会写几篇与文学沾边的文字，给朋友看，也留给自己看。偶然会想起他，我曾经的班长，挥之不去的是那叫卖冰糕的声音，让我的心中隐隐作痛。有时有公务，会离他的村子很近，那个在我们市最偏远的山区，因为不通车，我曾眺望过几次，但从来没有去过。几年前，他们那里通车了，报纸上说是位村民小组组长带领人克服万难修的。路通后的小山村，有山果和药材可卖，一下子富裕起来。报纸上描述的样子很像是他，但名字不对，疑心是他改了名字，但没有进一步去探究。

    终于，我们站在一起，才知道他真的就是那改了名字的村民组长。而他对我的了解远远多于我的了解，原来我的一位朋友就是他的一个表哥，他经常打听我的消息并把他埋在心里。我很庆幸他的变化，这个曾经贫困的上不起学的的农家孩子，已能够给他的孩子提供比较优越的上学条件了。他庆幸我的不变，这么多年了还是那么耿直，还有几分书卷气在。

    我半开玩笑地说：“班长变组长，带几百号人，也算从政了。好好地再干出些名堂！”他却认真地说：“看你写得文章，还有很大进步空间。当不当作家不要紧，让我经常看到你的作品就好了。”中午，我们都醉了。朦胧中，我的朋友、他的表兄把我们各自送了回去。

    晚上，很开心，因为他，写下这篇文字作为纪念。